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舒龙和他的红土情结
2007年01月05日    来源:本站原创   评论:0 点击:

   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。舒龙,犹如他的块头,是一部既有重量也有份量的大书。不同的阅读对象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读,去解。我与舒龙,相识相交已几十年,让我去啃这本大书,还正应了客家人的一句俗话,“老虎咬簑衣,不知从哪里下牙。”我把手头有关舒龙的资料,从舞台剧到电影、电影剧,从他的作品集到有关评介他的文集,我读来读去,觉得唯有从他的红土情结作为切入点,才能把握其脉搏,深入其心灵,掌握其要领,否则都有点隔靴搔痒、盲人摸象的感觉。这正如他自己在《“红色”畅想曲》中所说:
    所有色彩中,我最爱红色!
    只要见到红色,就开心,往往面对红色的东西,就浮想联翩遐思万千。有人说这或许与我的血型有关。我看不尽然,大凡是与我长期生活、劳作在江西、赣南“红土地”上的缘故吧。写“红土地”历史,听“红土地”故事,唱“红土地”歌谣。学久了,听多了,唱熟了,对红色的爱好,与日俱增,与岁共长。
    ……
    这篇“红色畅想”,是他往日心迹的描摹,明天走向的路标,也是解读他红土情结的最好注疏。几乎每一位作家心里都有着自己的一份“家谱”,在舒龙心中紧抱的就是“红土地”这册血染泪浸的“红色家谱”。因为他对这片土地恋得太久,生长的即是红色的思绪;因为他对这片土地爱得太深,流出的便是红色的激情。

    A、执着的红土地“淘金者”

    历史选择了赣南,赣南辉煌了历史。舒龙选择赣南,赣南成就了舒龙。
    舒龙并非赣南人,他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来到赣南,已在这方水土生活了四十多个春秋。有人称他是红土地“淘金者”。今天,人们往往看到的是他千淘万沥得来的闪闪发光的黄金一样的作品、奖品与种种头衔和荣誉。但却少有人知道那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、千辛万苦,孜孜以求的“淘金”过程。莫道天公能酬勤,吹尽黄沙始到金。
    且不说他生息着的脚下这方广袤的红土,象瑞金、兴国、会昌、寻乌、宁都、于都、信丰、大余这些当年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县份,他几乎是一个乡一个乡,一个村一个村,一个点一个点象梳头发一样徒步采访。
    刚在兴国一个县,他就差不多呆过8年,采访过几百人,为了收集体验兴国山歌,他跟着山歌队到处跑,山歌队唱到哪里,他跟到哪里,住祠堂,住庙宇,睡过那蚤子成堆的床,他与曾子贞、刘承达、余家禄、李文林、谢水莲等六个山歌手成为忘年交;在信丰油山,为了写小戏《风雪红梅》,他住在油山共大,几乎每座山每个战场,每个接头点都跑遍了,他  遍访了赣南革命旧址与遗址,研读了近百万字的有关红军、苏区的史料,采访了数以百计(甚至千计)的老红军、老干部、老同志,一肚子史料,一肚子故事。
    局外人看来,当作家外出采访是一件美差,殊不知,其实是件苦差。作为一个严肃的作家,一个对历史、对艺术负责任的作家,选择革命历史题材,既可以说是选择了一个取之不尽的“富矿”,也可以说是选择了一个正在不断枯竭的“贫矿”;这是一个不可再生的创作资源,你必须去特定的地方找特定的人,而且时过境迁,这些人正一个个、一天天逐渐消亡。为了收集与毛泽民相关的素材,他进北京,跑武汉、走新疆,蛛丝马迹,大海捞针,寻找有关线索,寻找知情人,好不容易打听到一点线索,得拐变抹角,没法找到其老部下、老战友或亲属,证实你的采访对象是生是死,现在的下落。于是一头雾水,冒昧登门。什么“三顾茅庐”那是太小意思了,常常还要被人怀疑你的来路不正或动机不纯。记得他去拜访毛泽民的前妻,后来已是江西省省长方志纯的夫人朱旦华时,走到门口就被档架。人家要“批条”,他拿不出,只好打道回府先去拿“批条”,好不容易“批条”到手,人家再次档架,问你有没有事先予约?他说没有,那还是不能进去,任你软磨硬缠,人家则说老同志身体不太好,不便会客。舒龙提着一包材料,半袋馒头已经跑了好几回了,他实在顾不了许多了,他故意提高嗓门对门卫说,你让我进去见一面,我就走,而且一边说一边就往里闯。这一招还真起了作用,惊动了朱大姐。朱听说他的来意后,非常热情,把人家刚送来的南丰桔子拿出来招待这不速之客,然后对舒龙说,你要问那一段,你就问吧……临别,朱大姐亲自把他送到门口,并对门卫说:以后有两种人不要档,一是来访的穷秀才,二是来自最基层的老表。
    另一次非常难忘的是:
    1987年七月流火,火炉武汉热浪袭人,舒龙去采访一个赣南老乡,当年毛主席的警卫员――陈昌奉。此时的陈昌奉已经动过两次手术,医生护士守在身边,每天只能谈一个小时,从住地到采访点来回三十多里,打的打不起,乘公交车怕误点,只好租了一辆自行车,每天顶着烈日,拼命蹬,本来180多斤的块头,没几天就掉膘7、8斤,半个月下来,皮带上原有的洞连最后一个也不管用了。采访期间,恰逢“八一”,陈昌奉老人把儿子、孙子都叫回来,并把舒龙也留下来当家人一道过节。陈昌奉说,他是军人,在他们家“八一”比春节还隆重。那天他说到动情处,把衣服一掀,枪伤刀痕,历历在目。他激动地说:“你想问什么就问吧,我都快死的人了,什么也不怕,什么都敢说了。”他原来准备去北戴河疗养,为此,特地改期,这次采访,他给舒龙讲了一个活生生的毛泽东,多少充满传奇的故事,多少鲜为人知的细节,真的让人兴奋不已。接下来,陈昌奉老人还给会昌籍也是毛主席的警卫员吴吉清打电话,介绍舒龙前去采访。对此,“淘金者”舒龙有句甘苦之言:“找一个人,就象打一个矿”。当然与“矿”不同的是,自然界的矿,今天不采,明天还在,有的还有意今天不采,留着明天采,留着后人采。但这个“矿”不同,错过了这个村,可能就再也没有这个店了。就在舒龙采访陈昌奉几个月后,陈昌奉老人便驾鹤西去,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舒龙曾多次对我说:“他最大的幸运,最大的骄傲就是抓住了时机,采访了那么多人,抢救和掌握了那么多资料。作为生物的生命,肉体的生命是有限的,但文化的生命是永恒的。”于是有个制片人称“在我认识的剧作家中舒龙恐怕是最阔绰的吧。这倒不是因为他的富态,而是他的‘富有’,他手中据有大量苏区革命的史料,(而且是第一手史料),肚子里装着许多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趣闻、珍闻、奇闻,这都得益于他近三十年来在红土地上淘来的‘金’”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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